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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斯维辛没有新闻-」梁晓声在北京接受大公报专访时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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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依扎回应道歉

今年八月十六日,著名作家梁曉聲的長篇小說《人世間》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,得票數在五部得獎作品中位列第一。這部寫到最後「手已經不聽使喚」的一百一十五萬字作品,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一直寫到改革開放後的今天。

梁曉聲表示,這樣一個時期或長或短,大抵不會很短,對有些人相當長卻是真的。唯有「成熟」,能使之短些。

到一九七七年從復旦大學畢業,梁曉聲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工作。不久,內地掀起改革開放的東風,全社會開始甩掉思想包袱輕裝上陣,建設熱忱很高,特別是知識分子。梁曉聲說,這極高的熱忱反映在文學和文藝上,就是當時知識分子不約而同想要完成一種「大願望」,即對民族、對國家實現文化啟蒙。

在這七年的知青歲月,梁曉聲與其他年輕人在北大荒共同勞動,對農村和農民甚至對中國都有了更多的了解。梁曉聲後來以知青返城為契機創作的一部文學作品《今夜有暴風雪》,將故事集中在一個暴風雪之夜,巧妙地勾勒出知青的艱苦生活和他們所經歷的成長之路,成為「知青小說」里程碑式的作品。在梁曉聲筆端下,「暴風雪」成為悲壯而又激情的象徵。

正是從此時期開始,梁曉聲的小說陸續見諸文壇,頗受讀者歡迎。其中,小說《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、《父親》、《今夜有暴風雪》都獲得全國優秀小說獎,多部還改編成為電視劇。

圖:七十年時間裏,梁曉聲留下約二千五百萬字的小說、影視劇本和雜文\大公報記者張帥攝

舊時已去,梁曉聲並不諱言,自己今天一身的「老病」與曾經的知青經歷有一定關係。一九六八年,中學畢業的梁曉聲趕上了知識青年的「上山下鄉」運動,為了響應到邊疆去的號召,梁曉聲自願報名到中蘇邊境附近的璦琿縣,成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第一批戰士。知青時的梁曉聲在木材廠負責扛木頭,嚴重的勞損使他的腰背變得畸形。白天要勞動,晚上還要在油燈蠟燭下看書寫作。而且第二天,還得照常出工。

在二○一四年的文藝工作座談會,梁曉聲與習近平總書記在交流中說:「我認為您是有兩個故鄉的人,書籍是您的第二故鄉。」習近平總書記回應:「希望文藝家要使我們更多的青年也都有精神上的故鄉。」什麼叫「精神上的故鄉」?梁曉聲理解認為,精神上的故鄉可以和精神家園對等,在這裏,讀者有可以和自己對話的「良師益友」幫助他們成長。在當前市場經濟下,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,要構建精神家園,文藝和作家要繼續發揮重要角色。

一九四九年出生的梁曉聲是共和國同齡人,經歷了祖國發展壯大的每一步。「可以直接說,沒有國家的發展變化,那你個人改變命運,也只是一個人的命運而已。」梁曉聲在北京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說,歷時五年辛苦寫就的《人世間》,是他這位共和國同齡人向時代的致敬。\大公報記者 張 帥

梁曉聲說,從小學三年級起自己就開始逃學,在同學中落下「逃學鬼」的綽號。他也是四個兒子中,在初中以前最不讓母親省心的孩子。中學意識到自己做了那麼多讓母親操心的事後,梁曉聲開始心懷感激,讀哥哥帶回來的書,也用母親辛苦掙來、用「龜裂的手指」數着給他的「皺皺的角票」買書讀(梁曉聲《慈母情深》片段)。

梁曉聲回顧認為,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啟蒙雖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,但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他舉例:「即使從歌曲上,這種作用你也可以看到。比如隨後出現一首西北風歌曲叫《黃土高坡》,它開始唱出『不管是八百年還是一萬年,都是我的歌。』這些歌詞的作者都很年輕自信,從歌詞的表意看,他們很可能就是受到了八十年代啟蒙的影響。」而倘若沒有那一時期文化的影響,改革開放未必能在心理上、精神上變得那樣順理成章。

「如何成熟?在提升從業能力方面,要多一點積極,少一點消極;在應對挫折方面,要多一點泰然,少一點茫然;在對現實表達意見方面,要多一點客觀,少一點主觀;在決定人生路徑方面,要多一點理性,少一點任性。」梁曉聲對大公報說,這是他這個「七十歲老人」的體悟,「苦口婆心」,送給青年人。

獲得茅盾文學獎不久前,梁曉聲在江蘇一個縣級市開會,得空時,他跨過馬路到達對面一個農村,要「眼見為實」內地當前農村發展真況。使梁曉聲意外的是,村裏農民的沙發比他家的還舒服,地磚也比他家的高級。農民生活發生這樣的變化,村子已決然不是此前他所理解的農村。當然,也早已不是梁曉聲自己小時生活的「光字片」街道──《人世間》中以現實名字命名的故事發生地。

然而經濟大潮席捲,放眼誘惑多多。不少作家急迫想通過寫作成名從而改變命運,文壇難免出現浮躁之風。對此,梁曉聲一直呼籲,作家是為喜歡讀文學的人服務的,作家服務得怎樣,以什麼樣的質量輸出,直接會影響讀者,尤其是青年讀者精神家園的構建。

古人說,四十而不惑,七十而從心所欲,不逾矩。在梁曉聲走過的漫長人生道路中,當然也曾有對命運的埋怨幽嘆。梁曉聲敏銳觀察到,當人的自我意識與社會存在感要「平分秋色」時,人其實往往並不會覺得精神上自由多了,心理上糾結少了。恰恰相反,人疑惑多了,焦慮多了,因為總希望使兩者達成平衡,卻往往顧此失彼,於是開始浮躁。人在年輕時期最受影響。

大公報九月專訪梁曉聲時,梁曉聲正迎來自己的七十歲生日。七十年時間裏,梁曉聲留下約二千五百萬字的小說、影視劇本和雜文,筆耕不輟,著作等身。特別是臨近七十,他仍要求自己哪怕牛皮護腰帶護身「全副武裝」,也要克服頸椎和腰椎疼痛,堅持勞作。勤耕必獲豐,梁曉聲用辛勤汗水收穫了中國文學最具榮譽的茅盾文學獎。梁曉聲說,他這個共和國的同齡人,對於時代的轉折要在文字中有所表現的時候,會不斷地提醒自己,一定要「全面一點,再全面一點;客觀一點,再客觀一點;而且理性一點,再理性一點。」

白領題材成為文學「新氣象」到了九十年代之後,曾經出現一部講述「八十後」青春情感和奮鬥歷程的電視劇《奮鬥》,該劇集中將年輕人的憤世嫉俗、叛逆迷茫、情感混沌呈現在熒屏之上,顯示劇作家已開始把目光聚焦創業、買房等現實話題。梁曉聲注意到,從九十年代開始,不管在小說創作還是改編的電視劇,「上班族」和「白領」等以前未出現過的題材,逐漸成為作家創作的主流。梁曉聲說:「實行市場經濟人們富了起來,這才有了白領題材在現實生活出現的可能性。同時還有一些職場小說出現,這是我們以前沒有碰到的。」

還有一點值得一提。在八十年代時,梁曉聲寫作的稿酬還不高,用他自己的經歷說,每千字從七元到十元,然後漲到十幾元,最後到二十元的時候幾乎就打住。九十年代中期開始,文壇一種顯著變化就是「經濟槓桿」插入,作家開始面對更大的誘惑。當時,年已九旬的夏衍預見性地提出建議,有人要向青年一代講一講,商業時代的寫作是怎麼回事,讓大家有一些思想的準備。

改革東風吹來「我的歌」梁曉聲至今仍記得很清楚,改革開放之後,有一期《中國青年》雜誌設計了這樣一個封面:早晨陽光溫暖地照射着,有一棵樹,旁邊是還沒打開小窗營業的書報亭,一位穿一襲漣漪白色連衣裙的女孩子,在安靜地讀一本書。梁曉聲說,這個封面很長時間都壓在他書桌的玻璃板底下,當時,整個民族都在向上的精神狀態中,這是其中一個標誌性景象,也是他回望上世紀八十年代最清晰的一個印象。

時代在無意中成就了一位作家。到北大荒基層連隊的最初幾年,連隊每隔半月要開批判會或者頌揚會,梁曉聲因緣巧合地在派推過來的發言稿寫作任務中開始了創作之路。這中間還有一段奇趣經歷。一次國慶節,梁曉聲作為報道員剛「下鄉蹲點」,一名知青就通知梁曉聲連隊要給他頒發一枚「國慶獎章」。梁曉聲感到很奇怪,等他回到房間,取下「獎章」細瞧,才發現獎章原來是瓶蓋做的。雖然是知青為取樂而出的「鬼點子」,但是梁曉聲還是備感光榮,又將「獎章」別於胸前,在那個特殊年代,受到知青的尊敬禮遇。

知青歲月有「暴風雪」現在公眾在屏幕上看到的梁曉聲總是皺着眉,一副「很不開心」的樣子。梁曉聲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說,二十幾年來,由於嚴重的頸椎病和腰椎病,晚上入睡對於他而言,成為一件極困難的事情,白天則還要在後背紮一尺寬的牛皮護腰帶支撐寫作。面目「猙獰」的背後,是他要把扭曲的腰背在大家面前強迫拉直。

母親獨自帶着五個孩子生活,梁曉聲的童年由貧困、寒冷和逃學構成。一九五八至六二年,由於母親也要上班工作,梁曉聲早上七點鐘醒來,天還黑,「左邊一轉頭,母親已經上班了;右邊一轉頭,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小得還沒上學。」梁曉聲要起來把半熟的高粱米或者玉米粥煮熟,因為鍋太沉,衣服上常常沾着一片鍋灰。

困頓少年「逃學鬼」梁曉聲一九四九年出生在黑龍江哈爾濱。他的祖籍是山東,父親十二歲「闖關東」定居到了東北。在歲月動盪的年代,梁曉聲的父親曾被日本人抓走當勞工,後獲解救。梁曉聲兄妹五個,他排行老二。解放後,父親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去了大西南,家中撫養孩子的重擔全靠母親承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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